段子手救不了王欣 终究难逃法律制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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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君入狱，举世瞩目。人生辉煌，莫过于此。”

在一个不实行陪审团制度的国家，把法庭变成德云社，理论上并不会对被告有额外的好处。舆论和判决的关系，几乎是福彩双色球，有时候会像药家鑫那样求仁得仁，有时候会像李天一那样以暴易暴，结局完全无法预料。

作为一个被刑拘过的人，我很钦佩王欣表现出的自信、冷静和超然。从王的立场出发，似乎也没有更好的辩护策略。

但需要指出的是，王欣团队流传出来的“语录”中，用了不少移花接木混水摸鱼的手法。

比如，王欣说技术并不可耻，快播是一家专注技术的公司。这个有点欺负公诉人，快播明面上是一个Qvod播放器，实际上是通过低版权优势和低监管优势搭建起来的流量联盟，更准确的说，是一个视频广告联盟。这个联盟通过SEO垄断，换取更好的百度排名，进而攫取流量、广告变现。

再比如，王欣在庭审中多次表达了一个观点：快播只是一个工具，网民用来看什么我不知道。简单点说，就是“菜刀论”。

但这个逻辑在美国已经被推翻了，在Grokster一案中，美国最高法院认为——通过广告宣传产品的一种侵权用途、指明如何侵权性地使用产品，或采取其他积极措施引诱、劝说和鼓励他人从事直接侵权行为，都可以表明一种使产品被用于侵权的确定性意图。

为了实现这一意图而向他人提供这种产品将构成“帮助侵权”。即使产品仍然具有一些合法用途，销售者也要为他人使用该产品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“帮助侵权责任”。

快播的低监管广告联盟模式，对于众多中小站长而言，无疑是引诱其从事侵权行为，对于普通用户而言，其低版权网络播放模式，无疑是鼓励其从事侵权用途。

可能有人会说，你讲的这个是美国逻辑，在你国不一定适用。

我们不妨来看看在2006年“中国P2P第一案”Kuro案中，北京二中院的判决——“从客观上看，第二被告未证明涉案53首歌曲的上载用户来源中存在合法上载的部分，且第二被告未证明其采取任何措施避免未经原告许可而上载的53首歌曲利用Kuro软件在网上进行传播。”

明白了吗，按照你国逻辑，快播只会更惨。因为北京二中院根本没对主观要件做出说明，甚至是武断的判断了“从主观方面看，第二被告应当知道涉案53首音乐的来源很可能是未经原告许可而上载的”，转而采用了客观过错归责法来认定被告行为是否存在过错。毕竟你国政法机构更认可证据的重要性。

如果按这个逻辑来，快播肯定就死在那位鉴黄师手里了。毕竟一天看了你硬盘中上百部成人片，看看手中那客观的老茧，工伤没跑啊。

那谁能救王欣呢？

其实我们需要厘清一个逻辑，很多人在此之前对王欣并不熟悉，普通公众为快播案愤慨，更多源自强力机关对自己“低成本获得视频”的监管，对于男性来说，唤醒了来自“警察登门抓人看黄片”的恐惧与愤怒。

这个问题就很明确了，大家明面上在乎的是快播如何判决，根本上在乎的是网络色情在这个国家的命运。

其实世界上大部分国家，都把美国整治网络色情的经验作为借鉴。美国模式最大的理念就是分级与分类，即对受众进行分类（成人与儿童），以及对内容进行分级（软硬色情）。只要是需要信用卡的收费网站，在美国过的都很健康，不用担惊受怕。

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，在于美国第一修正案的保护。1996年美国颁布《通信庄重法》，要求禁止在网络上传播任何猥亵淫秽内容，结果该法刚刚通过，20个公民团体就集体提出质疑，因为“该法对言论表达的管制太过宽泛，它会威胁到网络作为一种为成年人自由表达、教育、商业媒介的能力。如果关于性的问题的交流被视为不雅而受到限制，那就在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下禁止了成年人受宪法表达的自由”。

中国在这方面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总把成年人当孩子看，比如1997年的“公安部33号令”《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》。

该法规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、复制、查阅和传播淫秽信息，并规定有违反所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。也就是说“查阅”色情信息也属于违法行为。

在一个看毛片都违法的国度，王欣怎么能不坐牢呢？